第3238章医国奇方留后用
在在明堂之中,不仅有河东这些时日前来平阳押注斐潜的河东士族子弟,也有原本就在平阳桃山的学宫子弟,博士,祭酒。
比如种,令狐慧等。
这些人,基本上就是存在于河东之地的所谓『清流』了。
所谓『清流』,其实最开始的时候,也不能算是多坏,甚至可以说是洗涤人心的仁德之士。
而东汉,或许就是这『清流』的源头了。
东汉末年,太学生郭泰、贾彪和大臣李膺、陈蕃等人联合,批评朝政,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,被称为『清流』。后来这种自发的就集合起来,汉代有,唐代也有,宋代,明代也有,清朝在末年时期,也出现了类似的政治流派。
但是,所谓清流也延伸出了三个词,『清议,清谈,空谈』,后人很多时候将其混淆,但实际上并不相等。
清议,最早出现在汉末。当时的清流者,通过议论时事,品评人物,对政治施加影响。在当时黑暗的政治现实下,清议具有一定激浊扬清的作用,但也有士族子弟借此沽名钓誉。
而清谈则是盛行于魏晋时期,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,也被称之为『清言』。迫于政治环境的高气压和社会氛围的诡谲,当时的士族名流,不谈国事,不言民生,专谈老庄、周易,以虚幻度日。
而空谈么,则是特指很多东西,都停留在理论、传播在口头,并没有被实践,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了政治派别之间的口水战,造成了国家的内斗和空耗,结果出现了覆亡败落的恶果……
汉代的这些清流,大体上还没有到宋明的那么坏,所以斐潜还是想要用一下的。
至少,在汉代的这些清流,多少还有在就事论事,在谈论批判具体的事情律法,根据某人的言行来品论,而不像是宋末明末的时候,干脆就只是朋党,不谈实际正确与否,也不管实际人品如何,纯粹的站队不同就要一律打倒。
若说汉代清流还能做些好事,那么等到宋末明末的清流,基本上干的都不是人事了。
当下斐潜特意在和曹操正面展开冲突之前,请这些所谓『清流』人士到场,目的自然是指向了这一场战斗的政治正确性。
众人前来,也是明白这一点,而且对于大多数的在场的人来说,或多或少的都准备好了应该如何维护斐潜接下来的战争『正义性』……
战争是人类权力的极端对抗形式,战争的立场和政治密不可分。
而华夏古代战争的模式,明显有更多的文明色彩。
虽然表现在外的就是单一的『仁德大义』,但是实际上蕴含的内容有很多。
这并不是儒家所决定的,而是华夏的历史发展和环境所需所决定的。
也就是说,是华夏的需要,才让儒家提供了学说。
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谁主,谁从,谁是主导者,谁是追随者,如果不确定下来,打完仗一结算,好么,为了他人做嫁衣裳……
斐潜显然不会为了所谓『仁德』或是什么『大义』的虚名去打,而且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战争被这些『仁德大义』所限制。
斐潜沉思的时候,自然没人敢去打搅,即便是众人在台下枯坐,也不敢胡乱出声。
清流要用,但是怎么用才能用好,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就像是后世自媒体,显然对于执政官吏有监督舆论作用,但是怎么用才能更好,而不是随意泛滥自生自灭,显然是一个考验执政者能力的问题。
华夏幅员辽阔,地形复杂,山川大河分割成各种天然封闭的地区。
就算是不谈关中三百里秦川八关闭锁,就看从雪域高原向东耸立的山脉,在层层叠嶂之下,形成了川蜀盆地这个富饶的鱼米之乡,然后从北进要翻山越岭走栈道,从东走要乘船逆行,溯江而上。晋地的表里河山,南越的河谷丘陵、交趾的沿海河口、云贵的高原台地,在复杂地理的环绕下,华夏自古就是构建出了一块又一块的闭塞之地。
华夏各地,自春秋战国开始,各国各郡各县,可谓是习俗各异,如果单纯靠暴力征伐,远不足以保持长久统一。故而,需要的是在政治制度上的想象力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不断更新,军事力量只能作为保证和辅助,而不能成为绝对的单一。
在许久之后,斐潜才环视一周,缓缓开口。
『丁口者,国之本也。』
『丁,赋税也。自汉立邦,丁者纳其赋税,故为之重。』
『自古以来,圣贤帝王,莫不重此。赋税之所得,国家之基石,衣食所系,兵甲所出。故治国者,必审丁赋之数,量入为出,以养天下。』
『口之一字,又是如何?』
『众人皆知,若欲国泰民安,必须正其口,使之生得其所,活其所需。口多则丁众,口寡则势微。故善于政者,不仅重于丁赋,更重口养。此乃治国安邦之要也。』
斐潜说着,然后笑了笑,『然,知之当行之也。』
人口问题,显然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,都会面临的问题。
『春秋而战国,孔子悲鸣曰,苛政猛如虎,礼崩而国丧!』
斐潜笑得更加灿烂,『敢问诸位,可知孔子悲鸣之后,可有良政以存于世?某知孔子有为政以德之论,然可有类管商之行于民制乎?丁口之论,当之何如?』
没错,孔子的《论语》之中,就有专门一个篇章是说『为政』的,但是这个篇章么……
比如子曰,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』
这句话就是『为政』篇内的,然后这句话跟『德政』二字有什么关联么?
大概是『老夫走过的路吃过的盐』,类似如此巴拉巴拉,所以你们这些小年轻就要听老夫这『知天命』的……
不得不说,孔子对于执政者需要『仁德』,是有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的,也是整个儒家所存的根基,换句话说,就是儒家的存在的意义,就是为了帮助执政者『仁德』的进行治理国家。
嗯,这仅仅是孔子认为的,儒家存在的意义,以及相应的合格的执政者。
因为历史上也已经展现得非常清楚了,孔子的理想化根本就不存在,不管是国君还是儒家子弟,确实也有可称之为『仁德』之人,可绝大多数都和『仁德』没什么关系,只是披着一层外衣在行龌龊之事而已。
后世一些理论之中,也常常将一个朝代的兴衰归咎于封建帝制,社会腐败,土地兼并等等。这也确实有些道理,但是这些个结论往往是过于简化,以至于在其中有很多东西都被缺失了,被掩盖了。
比方说为什么在封建王朝开始的时候,建国之初的君王和大臣,明明出身都是下层阶层,也不见得有多么高深的学问,可偏偏就能开邦建国了,而那些朝代之末的皇帝,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,学习了很多经文,可偏偏最后不是所谓的庸庸无碌之徒,就是荒淫残暴之辈?
这论点要是真成立的话,简直不仅是在扇儒家的脸,更是在孔圣的神像上拉屎啊!
没系统的学习儒家的人开国了,然后那从小学到大的饱学之士却亡国了……
关键是儒家子弟还将这一套说辞奉为经典。
很明显,帝王能力的随机性和现实的规律性之间,是相矛盾的。
斐潜的这个言论,明显就让这些人有些不适应。
『敢问诸位,所谓「生财有大道,生之者众,食之者寡,为之者疾,用之者舒,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,不仁者以身发财」,当如何解之?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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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种,令狐慧等。
这些人,基本上就是存在于河东之地的所谓『清流』了。
所谓『清流』,其实最开始的时候,也不能算是多坏,甚至可以说是洗涤人心的仁德之士。
而东汉,或许就是这『清流』的源头了。
东汉末年,太学生郭泰、贾彪和大臣李膺、陈蕃等人联合,批评朝政,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,被称为『清流』。后来这种自发的就集合起来,汉代有,唐代也有,宋代,明代也有,清朝在末年时期,也出现了类似的政治流派。
但是,所谓清流也延伸出了三个词,『清议,清谈,空谈』,后人很多时候将其混淆,但实际上并不相等。
清议,最早出现在汉末。当时的清流者,通过议论时事,品评人物,对政治施加影响。在当时黑暗的政治现实下,清议具有一定激浊扬清的作用,但也有士族子弟借此沽名钓誉。
而清谈则是盛行于魏晋时期,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,也被称之为『清言』。迫于政治环境的高气压和社会氛围的诡谲,当时的士族名流,不谈国事,不言民生,专谈老庄、周易,以虚幻度日。
而空谈么,则是特指很多东西,都停留在理论、传播在口头,并没有被实践,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了政治派别之间的口水战,造成了国家的内斗和空耗,结果出现了覆亡败落的恶果……
汉代的这些清流,大体上还没有到宋明的那么坏,所以斐潜还是想要用一下的。
至少,在汉代的这些清流,多少还有在就事论事,在谈论批判具体的事情律法,根据某人的言行来品论,而不像是宋末明末的时候,干脆就只是朋党,不谈实际正确与否,也不管实际人品如何,纯粹的站队不同就要一律打倒。
若说汉代清流还能做些好事,那么等到宋末明末的清流,基本上干的都不是人事了。
当下斐潜特意在和曹操正面展开冲突之前,请这些所谓『清流』人士到场,目的自然是指向了这一场战斗的政治正确性。
众人前来,也是明白这一点,而且对于大多数的在场的人来说,或多或少的都准备好了应该如何维护斐潜接下来的战争『正义性』……
战争是人类权力的极端对抗形式,战争的立场和政治密不可分。
而华夏古代战争的模式,明显有更多的文明色彩。
虽然表现在外的就是单一的『仁德大义』,但是实际上蕴含的内容有很多。
这并不是儒家所决定的,而是华夏的历史发展和环境所需所决定的。
也就是说,是华夏的需要,才让儒家提供了学说。
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谁主,谁从,谁是主导者,谁是追随者,如果不确定下来,打完仗一结算,好么,为了他人做嫁衣裳……
斐潜显然不会为了所谓『仁德』或是什么『大义』的虚名去打,而且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战争被这些『仁德大义』所限制。
斐潜沉思的时候,自然没人敢去打搅,即便是众人在台下枯坐,也不敢胡乱出声。
清流要用,但是怎么用才能用好,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就像是后世自媒体,显然对于执政官吏有监督舆论作用,但是怎么用才能更好,而不是随意泛滥自生自灭,显然是一个考验执政者能力的问题。
华夏幅员辽阔,地形复杂,山川大河分割成各种天然封闭的地区。
就算是不谈关中三百里秦川八关闭锁,就看从雪域高原向东耸立的山脉,在层层叠嶂之下,形成了川蜀盆地这个富饶的鱼米之乡,然后从北进要翻山越岭走栈道,从东走要乘船逆行,溯江而上。晋地的表里河山,南越的河谷丘陵、交趾的沿海河口、云贵的高原台地,在复杂地理的环绕下,华夏自古就是构建出了一块又一块的闭塞之地。
华夏各地,自春秋战国开始,各国各郡各县,可谓是习俗各异,如果单纯靠暴力征伐,远不足以保持长久统一。故而,需要的是在政治制度上的想象力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不断更新,军事力量只能作为保证和辅助,而不能成为绝对的单一。
在许久之后,斐潜才环视一周,缓缓开口。
『丁口者,国之本也。』
『丁,赋税也。自汉立邦,丁者纳其赋税,故为之重。』
『自古以来,圣贤帝王,莫不重此。赋税之所得,国家之基石,衣食所系,兵甲所出。故治国者,必审丁赋之数,量入为出,以养天下。』
『口之一字,又是如何?』
『众人皆知,若欲国泰民安,必须正其口,使之生得其所,活其所需。口多则丁众,口寡则势微。故善于政者,不仅重于丁赋,更重口养。此乃治国安邦之要也。』
斐潜说着,然后笑了笑,『然,知之当行之也。』
人口问题,显然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,都会面临的问题。
『春秋而战国,孔子悲鸣曰,苛政猛如虎,礼崩而国丧!』
斐潜笑得更加灿烂,『敢问诸位,可知孔子悲鸣之后,可有良政以存于世?某知孔子有为政以德之论,然可有类管商之行于民制乎?丁口之论,当之何如?』
没错,孔子的《论语》之中,就有专门一个篇章是说『为政』的,但是这个篇章么……
比如子曰,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』
这句话就是『为政』篇内的,然后这句话跟『德政』二字有什么关联么?
大概是『老夫走过的路吃过的盐』,类似如此巴拉巴拉,所以你们这些小年轻就要听老夫这『知天命』的……
不得不说,孔子对于执政者需要『仁德』,是有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的,也是整个儒家所存的根基,换句话说,就是儒家的存在的意义,就是为了帮助执政者『仁德』的进行治理国家。
嗯,这仅仅是孔子认为的,儒家存在的意义,以及相应的合格的执政者。
因为历史上也已经展现得非常清楚了,孔子的理想化根本就不存在,不管是国君还是儒家子弟,确实也有可称之为『仁德』之人,可绝大多数都和『仁德』没什么关系,只是披着一层外衣在行龌龊之事而已。
后世一些理论之中,也常常将一个朝代的兴衰归咎于封建帝制,社会腐败,土地兼并等等。这也确实有些道理,但是这些个结论往往是过于简化,以至于在其中有很多东西都被缺失了,被掩盖了。
比方说为什么在封建王朝开始的时候,建国之初的君王和大臣,明明出身都是下层阶层,也不见得有多么高深的学问,可偏偏就能开邦建国了,而那些朝代之末的皇帝,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,学习了很多经文,可偏偏最后不是所谓的庸庸无碌之徒,就是荒淫残暴之辈?
这论点要是真成立的话,简直不仅是在扇儒家的脸,更是在孔圣的神像上拉屎啊!
没系统的学习儒家的人开国了,然后那从小学到大的饱学之士却亡国了……
关键是儒家子弟还将这一套说辞奉为经典。
很明显,帝王能力的随机性和现实的规律性之间,是相矛盾的。
斐潜的这个言论,明显就让这些人有些不适应。
『敢问诸位,所谓「生财有大道,生之者众,食之者寡,为之者疾,用之者舒,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,不仁者以身发财」,当如何解之?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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